在环节社会里，压制性法作为维护集体意识的机制，确实是集体意识的表达。
这种观点将实际上是理想类型的理论结构看做历史发展的规律，当做历史的实在，并且以此来规定历史的未来发展。第二个假设是如果一个命题是事实性的，那它是真实的。
因而，侵犯个人的权利等同于是对整个社会群体的侵犯。乌迪认为，从古特曼模型中的静态数据得出来的有关动态发展的推论并非必然地与历史进程一致，甚至都不能指示发展顺序在当时的正确方向。结合学者们针对涂尔干的法律演化理论展开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面临的批评有以下几点： (1)民族志学的数据无法反映历史进程 古特曼模型以民族志学的数据为基础说明社会的变迁和法律制度的演化，然而，这些数据提取自对同时代社会的研究，那就存在一个疑问，即这些数据能否用以记录并表示历史的演化历程。如果那些违反了就该遭到惩罚的规范不需要某种法律解释，那是因为规范本身已经不再是被争论的对象，人们已经处处感觉得到它的权威了。尽管这项研究似乎构成了对涂尔干法律演化理论的挑战，但两位作者也指出了他们研究上的局限。
⑩组织社会作为一种与环节社会相对的高级社会形式存在，是环节社会衰败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完成形态。真正的法社会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经验材料的支撑，但相对于事实材料的组合，假设的确立和理论命题的构建更为关键，事实的取舍必须让步于理论建构的需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乃一种先验的存在，应受到国家所有法律秩序之维护，(49)这是法治国的基本命题。
常言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该效果恰好迎合了当前整个社会流行的绩效考核体制，该体制反过来又推动助长了刑法适用，促成了两者间的恶性互动。比如新近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无论是总则的修订，还是分则罪名的增设，无不体现着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90)斯坦等，见前注(77)，页130。
如果不加选择地强制地使用刑事制裁，它就是人类自由的威胁。现代法治国家，法律与政治历来被认为是共生的。
该立法技术展示的是国家限制刑法范围的理想。(103)回顾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主要的政治危险皆源自于权力过大的国家产生的威胁，该威胁早已波及刑法领域，引起了刑法的扩张与过度化。亦即，刑法的目的不只在于遏制犯罪，还在于遏制国家权力。此类行为通过公安行政部门的治理，是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然而，行政机关一方面因法律依据不足，另一方面因这种管理不具有收益性质而不愿进行管理，于是……干脆来个犯罪化……没有充分动用行政管理手段就将此种行为纳入刑法，则违背了刑法不得作为‘最先保障法的原则，并且也因此使本罪成为‘立法者的法而不是民众的法。
但发票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对象，而且，该问题的形成原因复杂，国家以非刑法措施也并非不可能解决。至于立法是否正当，是否会导致调整范围的过度化，是否危及公民自由，指望刑罚权自律，历来是不现实的。有学者指出，1979《刑法》颁布至今，刑法以年均一次的频率被修改着，如此频繁的刑法修改，不但在古今中国刑法立法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刑法立法史上，恐也无出其右。(71)另一方面，虽然法律在本质上决定于政治，但法律本身具有自主性，刑法自主性的最重要体现在于罪刑法定这个刑法帝王原则的确立以及所体现的刑法对法的安定价值的维护。
过分强调刑法积极介入社会治理，将使其面临变性的风险。(69)参见姚建宗：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刑法如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实际上与现代社会刑法的使命，是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在规范层面，刑法过多过泛。
第二，刑罚权被动扩张所导致的刑法范围扩大。⑦同样情况亦出现在英国，仅在1997至2006年工党执政的十年间，英国刑法就新创约3000个罪名。在现实社会，法定犯认定由于需要具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支持，人民法院有时难以胜任。……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①如果承认自由是人生来就应享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人(包括作为人的政治结合体的国家)就不能恣意对人进行裁判和惩罚，惩罚便成为刑法学中的最根本课题。(18)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如果再单维强调个体自治和自由，将会出现多元自我决定主体间的竞争，导致自由间的冲突，社会有可能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38)从法的价值考量，刑法以法的安定性为追求实现正义的最高限度，立法也要尽可能使用明确、具体的条款。正如学者们反复强调，就国家对犯罪的治理而言，刑法很难认为是必需的，没有刑法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与打击，而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更为及时、有效、灵活、便利。
(76)陈新民，见前注(49)，页141以下。第三，强调刑法参与社会治理最小化，还必须关注刑法对普遍违法行为的处理问题。
(43)参见张明：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与限制适用的规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对于是否存在该前提行为，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首先寻求特定主管部门的行政认定意见，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肯定结论或对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涉案行为数量较大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机关往往以犯罪论处。
平等强调的是相同的情形相同对待。三、当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多面表征与风险 (一)我国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表现 如文首指出，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开始，我国刑法立法基本上呈现的是单向犯罪化的态势，这种情境延续至今，并无丝毫消减之兆。(106)对于社会治理的参与，刑法必须固守其维护矫正正义的精神气质和保护公民自由的根本价值。该体制虽具有保持国家权力统一稳定、决策迅速和行动高效等优越性，(57)但政府行政权能量过大则可能对立法权和司法权造成冲击，削弱国家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应有机能。
……客观上造成了此类案件的高发趋势，危害到金融安全。对于偏爱的理由，如前指出，权威的解释是避免对于那些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案件的处理陷入两难境地。
再有，根据刑法规定，本罪在性质上属于不作为犯。而且，社会客观事实是，更多人遵守法律是源于对法律的尊重而不是对惩罚的畏惧，所以，好的方法是创造条件减少犯罪的机会，而不是诉诸惩罚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化应当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其次，从既有法律的规定看，现有制度和刑法条文(如《刑法》第313条)完全可以解决本罪意图解决的问题，设立本罪将导致罪名的重叠和罪刑条款的多余。本文根据表达习惯的需要，交互使用。
伤害原则在我国被称为严重社会危害性原则，即任何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曾将法官的审判活动比拟一台自动售货机，从它的顶端将文件与费用塞进去，利用推理、机械地读出法典化的条文，进而从低端吐出判决意见。(61)参见卢建平：关于醉驾入刑的理性审视，《法律资讯》2011年第6期。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犯罪，销售行为往往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如果以结果发生为构成要件，将使得本罪的责任证明成为难题。
现代犯罪学理论普遍认为，刑罚的严厉性和确定性是实现刑罚威慑效果的两个基本变量，理想的刑罚模式应当是尽可能提高刑罚确定性以避免通过提升刑罚严厉性而达到对犯罪预防。刑法作为从属性的法益保护手段，其根本任务在于，使其公民在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获得维护的前提下，自由而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而且，刑法如果欠缺刑事政策的指导，将会蜕变为没有灵魂的一堆条文聚合。人们往往认为，任何一个神智健全的立法者，甚至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也不会有理由制定一个要求人们实现不可能实现事情的法律。
作为社会纠纷极端形态的犯罪虽然高居金字塔体系顶端，但其往往发源、形成于处在塔基的民事经济纠纷或一般违法行为。(76)但事实上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措施孤心苦诣地限制国家权力，只要人们要求国家所做的事情越多，国家为实现目标，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必然越大，刑法扩张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在质与量上扩增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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